孙祁祥:全球化时代的“隔离”与“拥抱”——新冠疫情留给我们的思考

当14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国对疑似携带瘟疫的船只及乘客采取40天的等待期,由此发明了“QuarantaQiorni”(英文:quarantine,中文:隔离)这一语词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词汇成为当下使用频次最高的词汇之一。

当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现代经济学的经典巨著《国富论》中提出,分工将会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增加物质财富,并由此奠定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停工导致全球药企库存告急”(英国金融时报)。

当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这一合群的高级动物必须为生存、为保命而被迫进行隔离。

当高科技席卷全球,人人都在试图使用越来越fancy的高科技产品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小小的口罩成为人类社会当下最紧俏的“战略必备物资”。

当“昨天”互联网给了我们“天涯若比邻“的便利以后,人类自己通过微小的屏幕演绎出了“比邻若天涯”的场景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面的交谈、无拘束的拥抱,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奢望。

这些“没有想到”的震撼性在于:“隔离”,这一有悖于人类天性和经济增长的事物,发生在被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家桑德尔教授所称的“世界将成为不受各国边界限制的全球市场”、本质属性为“互联”的全球化时代。

自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已具备大流行特征以来,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并迅速演变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全球每天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和死亡病例数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疫情的全球性爆发,不仅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亡,而且对经济、社会、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等各个方面都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场危机给人类留下了太多的伤痛和打击;也留下了太多的作业和问题,我对以下问题有一些观察与思考,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第一,新冠疫情是21世纪人类所遭受的一个集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为一体的重大灾难事件。

各类风险的发生都有可能产生叠加效应,但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型传染病的叠加效应更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出来:首先, 客观的疾病威胁与主观的恐慌情绪叠加;本土经济受损与全球经济受挫叠加;即期的生命健康影响与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叠加。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疫情消息,截至4月20日,全球至少有67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法国等部分国家甚至已宣布进入战备或战时状态。德国总理警告称,此次疫情是二战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危机。美国50个州、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属四个海外领地同时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截至北京时间4月26日,疫情已蔓延至213个国家,全球累计确诊超290万例,累计死亡逾20万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全球范围内的病毒传播已使各国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导致了社会混乱。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新冠疫情所产生的危害绝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场惨烈的战争。

第二,如果我们将镜头对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做一次扫描的话,可以说,新冠疫情只是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中的“又一个”而已。疫情终将过去,人类终将前行,这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的结论。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否则,“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呼喊,也就不会如此的“振聋发聩”。通常来说,人们在关注当下所发生事情的时候,会因为“感同身受”而更具“切肤之痛”,但实际上,如果回望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史上不乏许多类似今天,甚至比之更为悲惨的灾难事件。

美国作家杰伊·罗伯特·纳什在其《最黑暗的时刻——世界灾难大全》一书中,记录了从上古时期至上世纪70年代,人类所发生的数千起灾难事件,惨不忍闻。这里仅举为世人熟知的几例:”发生于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的大瘟疫,袭击了整座古希腊罗马城,近1/2的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公元250—265年,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淋巴腺鼠疫几乎摧残了这个国家。每天平均有5000多染病者死亡,许多城市人烟消失;发生于中世纪的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发生于16世纪的美洲瘟疫,导致400万到500万的原住民中的大多数感染上了由欧洲人带来的麻疹、天花、霍乱等疾病,并在几十年中相继死去;发生于1666年的伦敦大火,毁灭了396英亩的地区,400条街道上的13200间房屋和87个教区的教堂;发生于18世纪欧洲的天花病毒,肆虐数百万人口;发生于1918年的大流感、造成数千万人丧生;发生于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7000万人伤亡……

1976年至今,又发生了多少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大灾大难?实际上,纵观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它一直就是在各种灾难事件不断发生、人类不断应对、不断战胜灾难事件的过程中曲折前行的。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抚平和忘却当下的伤痛,而是为了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就像《最黑暗的时刻——世界灾难大全》中译本出版者所说:“这部洋洋百万余字的巨著不仅展现了世界末日悲惨恐怖的情景,更是让读者看到了人类精神的闪光”。

第三,风险演化规律提示我们: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永远是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的“基调”;这一规律还显示,近现代社会以来,由各类风险引发的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危机蔓延速度越来越快;危机的交互影响越来越深;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金额越来越大。

自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升级: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非典、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全球甲流H1N1,2013年非洲埃博拉,2020新冠病毒……2020年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对约1000名全世界专家的问卷调查显示,今后十年间,将有涉及到经济、环境、地缘、社会、科技等五大领域的30项危险因素。其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水资源危机、自然灾害、生态系统损害、网络攻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故障、人为的环境灾难和传染病蔓延等,为影响力最大的十大全球性风险。

可以肯定地说,此次新冠病毒绝不可能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后一次灾难。而人类未知的边界永远大于已知,这是常识,也是“绝对真理”,对于传染病这类风险来说更是如此。

与“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这些纯粹的“人为灾祸”不同,传染病毒,特别是一些高危病毒,由病原体生物产生,经人类活动传播,这种具有“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的风险发生机理,导致更多未知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新冠疫情发生至今已有四个多月了,但许多东西仍是未解之谜,许多新出现的现象不断挑战人类的“常识”,突破人们认知的“底线”。

这些都说明,人类对新型病毒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表明了“人类”与“冠状病毒”这样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人类之间的“博弈”之艰难,因此,人类需做好长期准备。

第四,通过对灾难的反思,积累经验,汲取教训,避免错误,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行的重要秘籍;但如果不汲取教训、或者反思的“思维”和“视角”不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对未来经济社会的继续前行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中世纪发生的黑死病成为文艺复兴的直接导火索,催生了欧洲对医学、科技乃至艺术的重新认识;1666年的伦敦大火使英国成为现代财产保险制度的滥觞;二战结束后,为打破冷战局面,促进新国际秩序形成,以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主要宗旨的联合国成立;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推动了英国《环境法》的出台,并由此唤醒了世界各国对工业文明的反思;2004年发生的、世界近20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印度洋海啸,促进了印度洋和大西洋全域海啸预警系统的建立……

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灾难事件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催化剂。曾被视为苏联强盛的国力象征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于1986年4月发生爆炸,其辐射量500倍于美国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弹的特大核泄漏事故,此危机事件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近期,《柳叶刀》总编辑理查德.霍顿先生在接受中国电视台采访时指出,“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实际上已经传播到了一些西方国家。在过去的一代,我们已经了解病毒跨国传播的风险”“中国了解到这次疫情和非典病毒类似,威胁非常大,所以果断决策。而西欧国家并不认为这是类似于非典的病毒,顶多是另一波流感。这是严重的误判。中国是对的,我们是错的”。“这次新冠病毒的爆发显示,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教训,没有认识到病毒的危险性,这是悲剧,这是真正的人类大灾大难”。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理性和深刻的观察。

具体到中国来说,这场疫情的确是一场大考,它既显示出了我们的许多优势,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比如说,新发传染病的预防控制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媒体时代下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举国体制的特定目标与实施条件、混合所有制,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以问责为导向的干部考核机制、公民社会的法制化建设等。反思是必要的,但如果反思的“思维”和“视角”不对,由此所得出的经验教训也将大相径庭,对未来经济社会的继续前行必将产生“南辕北辙”的后果。

第五,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依据与理论逻辑,其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但信息社会的全球化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在其基础、演进过程与实现方式上必然呈现出差异。

自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西奥多·莱维特提出Global Economy这一语词以后,经济全球化就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牢牢占据着世界经济舞台。但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日益遭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所造成的阻断和冲击,给经济全球化再次蒙上了阴影。一些人甚至认为:“新冠疫情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对经济全球化的担忧、质疑不断。

我一直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依据与理论逻辑,其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几年前,我在“全球化逻辑与中国道路”一文中阐释了我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些基本观点。

如果从历史性、周期性、人类天性、不确定性和互联性等五个维度来观察世界经济演进的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绝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持续进行的活动,因为无论按照哪种释义,经济全球化的活动显然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其戴上现代性的光环,然后再在后现代的反思中将其打破。

但我们必须看到,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是基于信息文明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被人忽略的视角。在我看来,如果全球化在工业化时代是“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韦氏词典》定义)的话,那么,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越来越离不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背景下,全球化趋势只会是一个依据其固有的内在逻辑,更加不可逆的一个进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的互联网内,无法封闭,无法垄断,也无法退却。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会理解,尽管“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行为层出不穷,但全球化的步伐却始终无法真正停歇。

而我们更应当清楚的是,与传统的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在资源的特性、资源配置的原则与方式、供需规律、经济增长、竞争与垄断、经济安全等方面存在诸多重要差异。建立在传统工业社会基础上的全球化必须做出各种改变和替代来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才能使得全球化顺利推进。因此,全球化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其依据自身逻辑演进而固有的缺陷,而是外部因素导致的问题。我们不能犯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错误。

当然,我们不能不警惕当前国际上出现的“去中国化”、或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言论及行为。对此,我有三点想法和建议:第一,战术上重视,认真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第二,如果是纯经济因素,相信并尊重经济规律的作用。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要素的跨国流动。西方经济学家们用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证明了要素自由流动的天然合理性。而实际上,中国的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深刻地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应当说,资本逐利的天性让人类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孕育着全球化的基因。第三,如果“去中国化”“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鼓噪是西方一些少数政客凭借疫情打压中国,那就勇敢地面对吧。

2018年底,华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后,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任正非在接受BBC专访时说道:“美国不可能摧毁华为,世界离不开我们,因为我们更先进。”2019年,我在为“北大经济学院‘两会’专家学者笔谈”所做的代序中,以“世界离不开我们”作为标题,向任正非先生表达崇高的敬意。我说道:“世界离不开我们,任正非在坚定中透出的那份自信与底气,让我欣赏与钦佩。而这份底气,着实来之不易。世界离不开我们,这一‘底气’是中国的革命先辈用艰苦卓绝和流血牺牲换来的。世界离不开我们,这一‘底气’是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用自强不息和呕心沥血挣来的。世界离不开我们,这一‘底气’是全体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用奋发图强和巨大成就赢来的。”

5000年的中国走过来了,1840年的中国走过来了,1949年的中国走过来了,1978年的中国走过来了。我相信,2020年的中国不可能走不过来。

第六,新冠病毒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和精髓,真实、立体、客观地展示到了全人类的前面。具有风险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唯有携手应对,才能共同战胜疫情。

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几乎无一幸免。病毒以一种惨烈、但“不失平等”的方式,对人类的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人发起了全方位的肆意攻击,由此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真谛和精髓,真实、立体、客观地展现到了全人类的前面,传递出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人类面对的是共同的病毒风险,人类具有维护自己生命健康的共同利益,人类承担着抗击疫情的共同责任。只要这个共同体有裂缝,病毒就能轻易撕开一个口子,并长驱直入,侵入到这个共同体的其他方面,由此损害全人类所有人的利益。

由此可见,唯有全人类团结合作,携手应对,才能共同战胜疫情。从历史来看,天花,黑死病等重大瘟疫的根除;印度洋海啸、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中国汶川大地震的救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应对,无一不是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的结果,无不彰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

今天,人类用“医学隔离”来“闷死”病毒,是希望用短暂的“分离”来换取长久的“互联”。中国人民用了巨大的牺牲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在促进抗疫国际合作中展现出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我们绝不希望看到国际社会之间的“隔离”和脱钩,因为如果那样,那将是病毒的胜利,那将是人类的悲哀!

2007年,《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描述他第一次看到柏林墙的感受时,这样说道:“当时觉得这真是件很古怪的事情:在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里建造这样一堵墙,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止住在墙一侧的人欣赏,甚至窥视、流动”。

没有人希望被隔离。但在关乎健康、生命的前提下,我们别无选择。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违反人类天性的事物,有效隔绝了病毒的传播,在近十个世纪中发挥着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作用。此次中国和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是阻断、控制这场重大疫情的不二法则。

每个人都希望尽快解除隔离,但“客观隔离”被拆除的时间,不仅取决于医疗技术,特别是疫苗的发明,更取决于人类自己的“主观态度”。

如果人类能隔离恐惧、无知、愚昧、邪恶、偏见、傲慢、仇怨、憎恨;如果人类能拥抱科学、博爱、理性、理智、互信、互助、团结、合作;那么, “物理的隔离”就能尽快拆除,人类就能继续遵循着社会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客观规律,在新型全球化时代继续更好地前行。

作者简介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兼任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近期主要研究领域:商保、社保、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和国际著名机构委托的科研课题30余项。

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20多项科研、教学奖;荣获“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十佳教师”“北京大学十佳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中国经济女性年度人物”“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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