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学者观点汇总 | 疫情时期值得关注的八大经济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全球市场?3月25日,由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北大光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分析会”在线举行。八位学者,八大方向,对经济影响进行了全面探讨。

在特殊时期,光华动员学者发挥学科优势,扎实研究分析疫情对宏观经济、企业经营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对策,通过多种渠道科学、理性地为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作出贡献。比如,早在2月5日就推出了面向全社会的“光华思想力系列公开课”,全网播放量超过2100万次;近期,学院数字教育中心联合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阿里云研究中心共同打造了“中小企业护航行动”系列公益课程,帮助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等。

现将本次分析会观点整理如下:

刘俏:重新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

我们应冷静评估疫情的快速演变,对疫情的观察以天为单位。疫情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带来的冲击可能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过往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美欧等国对疫情控制不利,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外需,也将影响全球的供应链,必然干扰中国经济的发展。

极端情况的出现,表明我们过去明显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的定位和实施的重点领域,以更大的力度出台正确的政策,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一轮经济政策的逻辑应该与过往不同——其侧重应该放置在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

当前应该发挥财政政策的主导作用,聚焦两个领域:一是中小微企业,建议继续给中小企业减费降税,尤其是降低所得税。第二是消费,提升消费能力,将收入分配向个人和家庭倾斜;建议直接给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发放消费券或者是现金,也可将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从5000元再次调到6000元。此外,备受关注的“新基建”,可以围绕民生,针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结构性破题,去寻找项目储备。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系教授。

周黎安:从新冠疫情看我国的政府治理体系

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使得所有相关国家和地区处于疫情防控的“标尺竞争”之中,不论采取何种策略,各地应对过程高度透明,应对好坏高下立现。

中国的疫情进入全面防控阶段之后开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包括全国一盘棋,统筹协调;层层动员,联防联控;数字化治理、大数据、移动互联赋能等。当疫情防控逐步转向复工复产阶段,各地的政府、企业与社区多元协同治理能力再次面临考验。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的地区层面,地方政府不仅在经济增长上相互竞争,近年来也同时在环境治理、公共服务(包括重大疫情防控)等方面相互竞争,各地的综合表现影响人才、资本、产业的区域选择和集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协同能力、对企业、民众诉求的回应,成为地方竞争的核心维度,这次各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差异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全球化时代类似的“大考”日益增多,各国比拼的不是抽象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硬核”表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方协同能力。世界正在从单一话语体系向多元话语体系的转变,全球防疫加速了这一进程。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唐遥: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影响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全球技术、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推动生产的各个环节分散到多个国家。这种生产环节的跨国分布形成了生产活动的链条和网络,从国家和行业的层面看,这是价值创造分布的全球价值链,从企业的角度,这形成了连接上下游的供应链。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达到了较高水平,成为价值链中的三大核心之一,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本次新冠疫情从几个方面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方式。第一,在疫情爆发早期,全球的制造业企业担心中国的供给中断,国内企业则担心无法完成外贸订单,出现长期的业务流失。第二,随着疫情在其他国家快速爆发,经济活动大大放缓甚至停摆,中国企业反而要担心上游产品的供应中断。第三,由于疫情大概率会推动全球经济总产出在2020年下降,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深度衰退,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一次大的需求冲击。

我们预判疫情过后,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不会深度重组,中国仍然会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根本原因是分工始终是效率的重要来源,而从行业和环境角度看,多数海外企业无法承担供应链大规模重新布局的成本,衰退动荡中的金融体系也难以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而中国应对突发冲击的高效率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优势。

面对需求大幅下降的局面,参与国际分工的行业要积极发掘内需,努力稳定就业,合理整合和优化产能。同时,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立足于强化和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合作,增强集体的抗风险能力。

唐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中国企业战略。

颜色:全球降息潮下,我国央行会出大招吗

疫情冲击下,各国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稳定市场。相比之下,我国央行保持了较强的政策定力。当前,市场非常期待央行出大招。央行在投放流动性上其实并不吝啬,由于我国防疫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货币政策将更加“以我为主”保持独立,未来仍会按既有步骤适度降低MLF和LPR利率,更注重精准滴灌。央行在近期可能没有所谓的“大招”。

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倒挂,是由于央行多管齐下释放流动性、财政减税增支、资金向实体传导不畅,使得近期银行间利率较低,MLF利率已高于同业存单利率。他判断央行4月MLF仍有下调10bps可能,短期逆回购利率将按兵不动,待MLF降息后或再跟随下调。

中美利差过高或使汇率升值贸易承压,但目前中美利差压力有所缓解,美国进一步采用负利率可能性很小,且美元金融产品收益率较高,实际利差并不大。因此我国央行仍将保持定力以稳定汇率。

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主要靠压缩LPR加点部分,MLF和LPR降息仅为降成本一部分。央行降息节奏将按既定政策进行,短期内存款基准利率或将不会调整。

颜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和参与过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等国家部委的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领导批示和相关部委的表彰。

刘晓蕾:疫情过后的融资模式展望

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等契机,促使企业信息化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会极大影响未来融资模式,促进国内融资模式从“主体信用”向“资产信用与交易信用”转型。

根据央行数据,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一直在30%左右,也就是说小微企业对经济的作用,与其收到的信贷支持是严重不符的。与此同时,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与2018年相比,大型企业应付账款同比增长42.7%,而小型、微型企业的应收账款分别同比增长37.8%和43.7%。

可以预见,疫情过后,大企业本身也会面临资金紧张,拖延账期的情况只会更严重。而小微企业会面临更紧张的流动资金紧缺,解决应收账款融资,会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很重要的解决途径。

我与合作者的一篇合作论文“资产证券化(ABS)脱离主体信用的影响”显示,民企、非上市公司,对于脱离主体信用转向使用资产信用是有相当的需求的。

新的融资模式其实早已出现,比如蚂蚁金服,从扫码支付开始,帮助小微企业(码商)做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经营流程自动化,通过控制交易信用为码商发放贷款等。简言之,随着“新基建”的推进,随着疫情带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融资模式,不再局限于主体信用,而向资产信用与交易信用转化,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刘晓蕾,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主任,区块链实验室主任。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并取得终身教职(tenure)。

卢海:基于招聘数据分析疫情下的劳动力市场

本部分内容分析基于光华-罗特曼信息和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与智联招聘的合作研究项目。研究显示,受疫情影响,今年1—2月份新招聘的职位和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大约30%。从行业来看,文化/传媒/娱乐/服务业受影响最大,能源/矿产/环保受冲击最小;从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影响最大,下降比例高达40%,大型企业下降幅度为15%;从企业类型看,外资/合资企业降幅最大,为34.3%,此外,民企31.2%、国企27.4%。

今年复工后招聘需求和去年也有明显的差异。从职位类型看,采购贸易/广告会展受影响程度最甚,受影响最小的为质量管理/安全防护,不降反增15.5%。从行业看,去年,文化传媒、文体教育、商业服务等率先复工,而今年交通运输、能源、政府率先复工,服务业则呈现了负增长。

需要对不同行业、企业规模和企业类型采取不同的扶持措施。不同省市和行业的招聘需求差异,可能分别或同时反映供给端(人力资源)和需求端(订单或产品)的影响,因此对各省市和各行业也要区别对待,分清楚用工的疲软的原因。另外国际疫情的变化,可能导致需求端恶化。我们的困难可能从劳工短缺转化为产品需求下降,特别是对那些依赖出口的地区和行业。

我们的研究团队将在受疫情影响时期持续跟踪招聘市场的动态变化,分析其原因和对经济和生产价值链的影响,联合智联招聘发布季度报告。第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将于4月份完成并发布。

卢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会计学教授;研究方向围绕会计和金融体系展开,研究领域涉及资本市场监管、证券估值、公司管理和金融分析等。

张影:疫后消费变化,将加速从需求端到供给端的数字化

疫情对物理世界的影响,让品牌对数字渠道的依赖度上升,同时也让品牌从需求端到供给端的数字化变成可能。

在需求端,疫情对人们的消费预期、决策和偏好都产生了影响。在预期上,消费的恢复程度将呈现分化,反映不同行业和人群对未来的预期。在决策上,疫情致使人们恐惧大于渴望,决策链条变长,消费更加谨慎。从偏好上,线上消费得以强化,必然影响到恢复后的消费,但就业问题可能影响支付能力,致使消费变得谨慎。

以消费端推动供给端的优化配置,是品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步骤。基于疫情对消费端的影响,处于供给端的企业如何找寻机会?首先,要注重品牌建设和渠道整合,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第二,文化自信将带来产品自信,国货会赢得很好的发展;第三,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将达到新高度,消费者会加大健康相关的投入;第四,疫情强化了线上消费,促进消费“平权”,所有人享受到同样的产品;第五,大数据、算法等会更多介入生活,迎接更智能的未来消费。

张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营销战略及行为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包括企业市场战略、品牌管理及消费者行为等。

陈玉宇:疫情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其长远影响

根据当前的数据推算,一季度的经济骤停,在实行积极的政策应对条件下,乐观估计会拖累全年2—3个百分点。剩余3个季度,经济如果强劲反弹,经济增长8%,部分抵消一季度的影响后,全年的增长率大约只有3到4个点。不过,也不必过于忧虑3—4个点的预期,而是要看经济活动路径的走势。一般而言,大家预测经济真正强力的反弹会在年末和2021年。

这次疫情作为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有几个特点。一是不常见,属于罕见冲击。不能以03年sars做判断参照。二是对全球短期内的共同冲击。三不是金融体系内部发生问题,然后蔓延,而是公共健康冲击。四是中小企业和个人生活受到冲击。五是就业压力会比09年金融危机大。六是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应对这些特点的冲击,难以到达中小企业和居民。因此,容易误判,导致政策力度不够。

当前的政策风险在于,大家倾向于用2003年的SARS作为参照,这有低估经济风险以及疫情带来的各种次生灾害的风险,将导致政策力度不够。

货币政策要进一步为深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包括中小企业)提供流动性,关键在于两点,降低利率,以及让信贷可得性增强。财政政策的重点则有三点:一是加大对应对疫情和卫生领域内的大量采购与投资,夯实长远的卫生健康体系的能力建设。二是短期减免税收,补贴贷款,支持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三是面向长远的基础建设计划,即新基建,既要融合新的技术,还要着重于社会公共服务。

此次疫情将带来六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数字经济将突飞猛进;第二,个体的价值观态度会发生突然变化,个体的风险意识会加强,传统的社会接触模式受到挑战;第三,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发展会有一个巨大的调整期;第四,政府能力将得到强调,无论是经济调控的能力还是社会治理的能力;第五,面对共同危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得到加强,个人主义有被弱化的趋势;第六,正如每次危机都会呼唤检讨反思,新的全球范围的改革风潮会出现,有的甚至会很激烈,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陈玉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路透社、彭博新闻社、新加坡联合早报等50家境内外媒体参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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